所有国外来信的邮票都被齐崭崭撕去了！
那人原来是个集邮爱好者。
最近有幸领教了《作家文摘》的社会影响力：高洪波兄写了篇散文《中断阅读》，提到我去年出版的散文随笔集《最后的角落》。洪波兄的这篇文章刊发后被《作家文摘》转载，我就接到了不少电话，多半是些久疏往来的朋友，都因为看到了《作家文摘》，来电话表示祝贺也表示想要一本。朋友的看重，是令写作者十分快意的事情，有点“他乡遇知己”的意思。我就赶紧到三联书店买下若干，然后就约朋友们见面。
故事就这么开场了。
那天分别约了几个朋友，上班时就把几本书装进了皮包，照例夹在自行车后座上。装了书的包有些鼓，勉强夹好，骑上，沿工体东街往南，到朝阳医院的十字路口右拐，过工体南门，骑上朝外大街——记下这段路线自有意义——到神路街，照例是吃早点的时候了。刚下来锁车，发现皮包不见了。
它是什么时候又是怎么丢的呢？站在豆浆店门口想，正是上班的时候，一路上车流如过江之鲫，若是夹得不够紧，颠下来了，该有人打个招呼吧？若是看包鼓鼓囊囊，起歹心者顺手牵羊，光天化日下未免过于放肆了。
包里没有值钱的东西。除了那几本书，就是一些各地朋友的来信，几张还没来得及去取的稿费单。这样的包有谁会要呢？上班后说起这事，同事们都说没关系。即便是小偷偷的，他们也会送回来的，他们说。
好吧，那就等等吧。
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过得神魂不定。上班时总觉得那包该送到单位了。下班回家，又觉得或许已经送到了家里。包里有姓名有地址，还有书可作证明，找我不会很难。单位信封上还印有电话号码，打个电话更不费举手之劳。倒是我和别人联系变得无比困难，因为包里有我的通讯联络本，一二十年的各种关系，国际国内，公交私谊，都在其内，现在一概被切断了，尤如突然失明失聪了一般。
周末时对找回包已不抱指望。傍晚回家，就便进了一家商场，想挑本合适的通讯联络本，先从抄名片开始，慢慢恢复和各方面的联系。晚饭后正等着看中央电视台的“法兰西之夜”，忽然听到有人敲门。
敲门的是个怯生生的小女孩。她说她叫田甜。她先问了我的名字，又问我是不是丢了一个包，然后说是她母亲让她来的。她家就住我的隔壁单元，她母亲在一家超市上班，我的包就丢在那家超市门口，时间一长，超市的同志就捡了进去，翻开包，她母亲才知道失主和她住同一幢楼。当下就跟着女孩去了她家。她母亲在幸福村附近的明珠超市上班，和我上班的路线南辕北辙。她母亲说：看来不管是偷是捡，那人翻不出钱，就扔商店门口了。我说，让人白白兴奋了一场，怪对不起的。
今天晚上田甜带她的父亲给我送来了包。在灯下翻捡一通，什么都没丢，连那几张稿费单都在。乘便把包里的东西整理了一遍。忽然就哑然失笑了：
所有国外来信的邮票都被齐崭崭撕去了！
那人原来是个集邮爱好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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